2012玛雅纪年结束,基督教视为世界末日,而中国呢?“文化民族主义”回归?看文扬新作或许有些启示!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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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诗是本人多年前在澳大利亚悉尼创作发表的,4月间应邀出席溱湖飞歌国际诗会才获知被编进大学的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在2009年4月出版。今天又有幸在新浪博客《傅天虹的小木屋》里查到莫泳诗撰写的赏析,虽然不知其是何方人士,但这篇赏析无疑不比我的诗作逊色,故一并转载在此供大家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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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中国政府必须要在每一个具体的决策和行动中不断地获取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这跟被选票上了保险的西方政府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说,西方制度的民主性是体现在选举的一瞬间,那么中国社会的民主性则是体现在政府的整个执政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这种政治模式给政府形成了一个持久而巨大的压力。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政府必须为民众服务,政府必须为所有社会问题承担责任,否则政府就会丧失政治合法性。无论是紧急救灾还是社会发展,无论是社会的发展方向(速度和公平的关系),还是老百姓的菜篮子,政府不得不尽可能在决策和施政过程中体现社会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意愿和要求。政府任何一届中国政府,无论之前有多少政绩,只要政府在社会发展和管理中稍有缺失,立即就会面临失去政治合法性的压力。这种巨大的社会压力,是中国政府政府能够具有高效率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国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杰出表现并非是中国政府官员有比西方官员更高的道德意识或智慧,并非是说中国政府天生就具有服务于民众的心态,而是中国社会大众的意愿最终主导着政府的施政行为。从社会发展和政府的责任角度看,这种政治模式显然有着巨大优越性,因为在这种模式中,中国政府承受着比西方大得多的社会民意压力,中国社会的政治模式迫使政府必须承担起服务于民众的道德责任,政府在社会大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战战兢兢、不得不竭尽全力地在行动中获取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只有理解了上述道理,人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民众对社会发展方向和现状的满意度在西方一系列民意调查中一直远远高于西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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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常常被掌握一定话语权的历史学家们按照自己的政治立场浓妆淡抹,甚至妄加诠释肆意涂改,但黑白颠倒、指鹿为马,还是令人发指的。挚友文扬的这篇文章在下深表赞同,故转载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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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的旗号下,照样可以干专制的事。满嘴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人,完全有可能是一个专制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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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法制框架虽然必不可少,甚至是无论民主或专制,只要是科学的都不可或缺,但仍然只能逼近却解决不了,所以在“普适”性的民主之外保留圣贤专制存在,等待法制完善到能找出比较圣贤专制和小人民主高下判别的解决方式,再下结论,恐怕是当今政治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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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制度只有在基督教新教国家才能如意实现,因为对耶稣的理性敬畏划出这些国家国民对他们所实行的民主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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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见到的地球一体化是由中国带动的。然而,如果中国没有出现过那代价高得令人流泪的「文革」,......,时移世易,三十年前深圳的人口只十多万,今天一千四百万,没有谁管你来自哪里。没有文革这样的现象多半不会出现,于是无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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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对中国认识的根本转变,可能是对华人世界里自由派达人们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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